一个转身，光阴就成了故事
一次回眸，岁月便成了风景
姜波，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。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，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。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，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，七次获中国新闻奖，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。2016年特邀入选新一届全国记协理事。主要著作有《魂归何处》《惶者自白》《女性与犯罪》（与姜伟合译）《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》等。
日本外务省签证官
故意刁难我
——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（33）
在外务省签证课办理签证续签手续，一般来说三四天就可以办妥，但我却两周都没有得到续签。
跟他们一番不动声色的博弈之后，不到两个小时就拿到了。
很显然，他们是故意刁难我！
日本外务省（网图）
1994年春的一天，与一个在官厅工作的日本朋友漫无边际地聊天时，他突然很严肃地说一句：“姜先生，你的文章里有反日情绪。”嗯？这话使我吃惊不小。尽管曾有日本朋友对我说，“你的文笔够尖刻的啦”，“你分析日本社会入木三分，有自己的哲学思考”，等等，但是，“有反日情绪”的评判，这还是第一次听到。 “不会吧？我的文章一般聚焦于财经领域，很少报道时政外交，基本不涉及敏感话题。有的报道是对你们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政策提出质疑，但不至于上升到‘反日’的高度吧？再说，你们不是号称是民主国家吗，难道却容不得一点儿批评吗？”那朋友摇了摇头，“不，不一样！你的文章跟其他中国记者的文章不一样。你的有些文章，我们都要传阅的。”对于一个记者来说，你的报道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重视，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。比如，我采写的大来佐武郎先生的专访刊发的第二天，《朝日新闻》就专门发了一条消息，说中国最权威的经济专业报纸以近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专访，记者借日本专家之口告诫政府经济过热。比如，我采写的系列述评《日本在剧变中》见报后，《日本经济新闻》刊发消息，说中国权威的经济报纸以辛辣的文笔，嘲讽日本的勤奋精神已经风化，等等。这些都曾使我信心满满。但是，如果我被这样“挂号”之后，会不会对以后的工作环境产生一定的微妙的影响？
1994年9月12日，星期一下午，我去日本外务省签证课，办理一年一次的签证更新手续。在递交护照的时候，我问签证官，两周之内没问题吧。年轻的签证官很肯定地让我放心。不过，我还是请签证官写上备注，我将于9月26日去广岛参加亚运会报道。我的签证是10月30日到期，还有一个半月多呢。那我为什么这么早提交呢？广岛亚运会预计10月16日闭幕，体育报道本来就紧张耗人，加上舟车劳顿，回到东京总需要休息几天吧。如果那时再去办理签证续签，时间上有些太“赶”啦。这是我第四次续签了。前三次都在法务省的东京入国管理局，很省事，很便捷。按照固定程序，先从机器上抽个号排队。人少的时候，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办妥，拿着护照走人。如果人多，我会预估一下时间，就把护照交给接待小姐请她代办，我去外务省或通产省采访，两三个钟头回来取走就行啦，反正用不了一个半天。可不知为什么，从1994年开始，日本政府把各国新闻记者们的签证更新手续改为由外务省签证课（日本官厅的“课”，相当于中国政府机构的“处”）办理。你得把护照先送去，等他的电话再专程取回。 尽管比法务省麻烦一些，但一般有个三四天也足够了。那么，我为什么提早那么长时间去申请？
第12届亚运会将于1994年10月在广岛举行。一些日本右翼分子乘机兴风作浪，上蹿下跳，借口“体育不是外交”，妄图邀请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借机访问日本。经过我方严峻的外交斗争，使这个阴谋破产了。可是，没想到这些家伙还有“伏笔”，一番运作后，日方给时任台湾“行政院副院长”徐立德发了一个看起来规格极低、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特殊的通行证。当我国有关方面得知后严正交涉时，已经既成事实了。这样，中日两国外交关系就进入了一个特殊的短暂的敏感时期。外交摩擦期间，可能会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事情，你也许会无缘无故地“中彩”。三天过去了，没有电话；五天过去了，没有消息；一周过去了，还一点儿动静也没有。不过，我并没有太着急。其实，打个电话请外务省中国课的朋友催一下，很快就能办成。但我没动，想看看外务省签证课究竟玩什么把戏。到了9月22日傍晚，我采访回来一听录音电话（那时手机并不普及），有外务省签证课的通知：姜先生放在我们这里的护照要取得签证有点儿问题。电话录音表明，通知的时间是下午4：30，而外务省签证课下午4：00就停止对外接待，23日、24日、25日是三天连休。我事先就购买了26日去广岛的新干线车票。没有签证，我怎么走？我问接待我的那个年轻小伙子，一般的签证需要三四天就可以了，我的签证为什么两周都签不下来？小伙子一脸苦笑，显得很为难。我让他把负责的头头找来。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拿着我的护照走出来，说我的签证续签出了点问题。 “什么问题？是我的问题吗？是我违反了日本法律，不适合在日本居留吗？”我尽可能地心平气和。 “那好！既然不是我的问题，那就是你们的问题啦！对吧？！”我不急不躁地跟他讲道理。我客气地打断他的话头：“不会吧？！如果说负责留学生或探亲签证的人忙，这我相信，但那是法务省的事，与你们没太大的关系。据我所知，最近一段时间，中国使馆馆员几乎没有交替；中国记者中只有新华社一人轮换。你们怎么会那么忙呢？”我继续跟他“掰扯”：“我两周前就告诉你们，我今天要去广岛做亚运会报道，你们说没问题。现在我拿不到签证，护照还得放在你们这里。你说我怎么走？”要卡住了？我以“同情”的口吻对他说：“既然不是我的问题，可是两周却办不下续签手续；而你们又很忙。要不，我去找找你们的国际报道官或亚洲局，问问结症在哪里？” “不要，不要。”这中年人急忙拦住我。我知道，他怕我把“矛盾”在外务省内的局课之间传递，那他不会有好果子吃。我继续给他“出主意”：“要不这样也行。护照就放在你们这儿，我照去广岛。如果广岛的警察一旦问我为什么没有证件，我就让警察直接找你们外务省签证课。”那人赶紧说：“别，别这样。” 我知道，警察厅跟外务省之间常有摩擦。听说即使在警署内部，一般的警察跟外事警察之间也不和谐。他走进里屋，大约5分钟又出来。“姜先生。这样吧，我们赶赶时间，争取下午给办好。” “那好哇。可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” 我从兜里掏出报社寄来的银行汇票给他看。“我去广岛半个多月，吃住行要花好多钱。我这汇票只能在中国银行东京分行兑现，离这里倒是很近。但拿汇票到银行取钱，是需要护照的。”他想了片刻，“姜先生，能不能这样。你先拿着护照去银行取钱，我们在这里办理。你取了钱，下午回来看看办得怎么样。”他问我两点行不行？我说那也不行。因为从外务省到我们家不堵车需要40分钟，从我们家再到东京站还要近一个小时。“如果替我想想，是不是最晚一点钟，我必须拿到签证？！”就这样，我拿着我的护照，去东京火车站旁边的中国银行东京分行。很快就把钱取了，跟分行的几个朋友优哉优哉地聊天并准备一起吃午饭。刚过12：00，我给外务省签证课打了个电话，问我的签证怎么样了。那个小伙子说已经办好了，赶紧来吧，就差在护照上盖章这一道手续啦。大约12：20，我赶到外务省签证课。那年轻人没去吃饭在等我，而且还很客气。我挺感谢他的，但我没忘挖苦一句：“外务省的效率真高，两个星期没办好的手续，不到两个小时就办完了。真不简单！”很显然，两个星期不给我办理续签，是他们故意刁难我；这天不给我现场办理，是他们自己找台阶下。不过，我倒是始终比较淡定。因为他们肯定得给我续签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，他们不过是借机“膈应膈应”我。
尽管据理力争如愿地当天得到续签取回护照，但是，我不去广岛啦。因为报社9月20 日来电话说，我们是经济专业报纸，平时很少报道常规的体育新闻。尽管亚运会是重大赛事，但版面不会太多，容量也不会太大，副刊部已经专门派了一个记者去广岛做现场报道。你如果愿意，就去现场协助一下；如果有手头事多，不必舟车劳顿啦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要在26日这一天拿到签证！一是不想再折腾一次，更重要的是为了争一口气！像这样的“小事”，你在日本会碰到很多。像外务省那样的官僚，在日本并不少见。你经常会撞上一张无形的大网，尽管他们表面上的服务态度无可指责。这不是个人问题，而是民族心态问题；这不是办事程序问题，而是国家体制问题。
外一篇
东京成田机场
边检官故意找茬
——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（34）
作者：姜波
东京成田机场（网图）
1994年底，我在东京的四年任期就要结束。考虑到回北京后工作与生活的顺利衔接，我夫人王琨先行回国。那天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（实际上，这机场不在东京都的地盘，属于千叶县），我把王琨送到海关边检口。按说，一切手续都办完了，只剩下最后的边防检查啦，王琨的日语水平应对一般的事情没问题，我就该回去啦。不过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，索性就送到登机口吧。在成田机场能到登机口送客接人，我有这么大的本事吗？别说，我还真享受这种“优待”。这得益于日本的社会开放。可能是为了民众的“知情权”吧，对于记者的一般采访，日本的官方组织和民间机构在形式上是很开放的。像一般的日本官厅和政府组织，不仅仅是简单的新闻发布，而且都有自己的记者俱乐部。专门辟出几个房间，供记者们工作和交流信息。所以，日本媒体的“跑口”记者，很少在自己的单位办公室，大部分时间是泡在官厅的记者俱乐部。这可以迅速及时地得到官方的最新信息，便于与官员建立密切关系，也能够对自己“跑口”的专业有更深入的了解。这些记者俱乐部对外国记者也是开放的，但我们实在没有时间“泡”在那里。不过，这种“开放”是形式上的。可能是岛国环境使然？我总觉得整个日本国民心态是相对封闭的。一切似乎是那么地清晰透明，但你刚要去接近，就被一张无形的弹力极强的大网把你弹回。在北京话里，“老外”表示了一定的亲昵；而日语中的“外人”，则清楚地表明了界线。所以，日本人自己都说：外国人不跟日本人结婚，根本不可能真正了解日本。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，各国记者都可以凭记者证到机场广报课（相当于中国的公关处）换取进出机场的袖章。（在日本，有重大突发事件时，最早赶到现场的，要么是警察，要么是记者。而得到允许的记者一般都是凭袖章出入的。）成田机场的袖章分三道杠、四道杠、五道杠几种。 戴五道杠袖章，整个机场通行无阻，哪儿都可以去；戴四道杠袖章，基本上是一路畅通，但只是不能直接通过海关边检，需要绕行；戴三道杠的，限制会多一些；有没有二道杠和一道杠，我就不知道啦。一般五道杠袖章只发给日本几家电视台记者。我们外国记者把记者证押在那里，可以换一个四道杠的袖章。不过，这已经知足了，已经很方便啦。我需要绕行海关边检需要一点儿时间，就跟王琨约定，在85号登机口等我。那是中国民航的“地盘”（记得86、87、88号登机口也是供中国的民航公司专用）。因为提前领取了袖章，我绕了几道门，大约不到20多分钟就赶到85号登机口。但是，在那里却没见到王琨。不对呀，她应该比我先到。是什么事耽搁了？ 我坐上快轨电车，返回海关边检口。因为成田机场不小，去一些登机口是需要坐机场快轨电车的。 不过，这时我并没有着急，有可能是我们俩分头坐快轨电车时岔过去了。我又赶紧乘车返回85号登机口。依然没有王琨的身影！民航值班的苏影（一个热情的天津帅哥）开玩笑说：怎么老婆丢啦？在外边值机柜台办手续时，你们俩不是在一起吗？不对呀！半个钟头过去了，早就该在这里了。这人哪去了呢？奇了怪啦！一个人影都没有。这大活人难道人间蒸发啦？我有些紧张和焦急。我看旁边那一排房子可能是他们的办公室，就一间一间地找。走到第三个房间的门口，我看到了王琨！坐在角落一把椅子上的王琨满脸通红，一看到我，立刻跑过来。“他们说我的签证有问题！”“这签证有什么问题？”我问那个戴着眼镜的四十岁左右的边检官。 “怎么看都不像正式的签证。”那人眼睛扫了扫我胳膊上的通行袖章。我想，他应该知道我是外国驻日本记者。那人抬头看我，指着桌子上的护照。“日本签证的印章是长方形的。你们的签证印章为什么是窄窄的长条？”“这不是你们外务省签发的签证吗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这还不是你们日本政府的规定？以前我们在法务省办签证时，签证印章都是长方形的；可从今年开始你们让我们到外务省办理啦。印章难看，还挺麻烦。”那人一听竟浅浅地笑了。转身跟另外一个人低声说了两句什么，回头把王琨的护照给了我，“没事啦。她可以走啦。”“慢着！慢着！你不会是没有见过这种签证吧？”外国记者及家属改到外务省办签证续签已经大半年了，东京的外国记者有几百人。如果这家伙说从来没见过这种签证，我就要跟他掰扯掰扯。。 “的确少见。”妈的，他的回答很狡猾，但却不露破绽。 “本来，你如果对这种签证有疑问，给外务省签证课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。很简单的事情。有必要纠缠四五十分钟吗？你们就是这种工作态度、工作效率吗？”他身后的那个人走到我跟前，“误会，误会。你们可以走啦。别误了登机。”看来全世界的执法官吏都一样，任用自由裁量权，没事找茬。日本也不例外。
次周的第二记者团例会上，我把王琨在成田机场受到刁难的情况向同行们报告了。一位在日本工作多年的老记者说，成田机场海关边检站的人的政治倾向是截然分明，一些人是对华友好的，一些人是亲台的。王琨可能遇到亲台派，他们往往对大陆的中国人无端地找麻烦。前些日子，中国新闻社老杨的夫人回国。过关时，她不通日语说不明白，又不让她打电话（那时手机刚刚问世，一般人还都没有），她的护照上竟然被盖上“永远不准入境”的黑章。在日本，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，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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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轩编辑、子夜审校